1985年，日商在蛇口的三洋电子手表厂暴露出劳工问题，震动社会。数百名女工在电子手表装配线上拼命工作12～15小时，连上厕所都受到管制；吃住条件很差，月收入包括加班的双工资在内不超过700元。

　　三十余年后，我参观了具有代表性的广州开发区台湾商人开办的一家电脑生产厂。技术水平极大地提高了，笔记本电脑比电子手表具有上千倍的增加值，但增加的财富基本被发明者、技术管理人员和投资者所获得——只要是单纯按要素分配，简单劳动就一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。

　　因此，首先国家要出台政策，提高简单劳动者的有效收入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建立，有关政策向资本一方倾斜是必要的，但时间已经太长，劳动者一方工资增长太少，劳动条件没有改善。尤其是，在中国市场经济中，还存在一些“前资本主义的”超经济剥夺、野蛮的原始积累因素，农民工不能按时得到工资，甚至出现骇人听闻的奴役劳动，人身基本权利也不能保障。

　　因此，除再分配以外，国家有必要以政策法律直接干预初次分配，干预资本运行中间的“按要素分配”原则。这样的原则，由于资本一方占据绝对优势，所以实际上不能做到按要素分配，而是资本要素剥夺劳动要素。

　　应实行最低工资制度，强制企业为工人进行社会保障积累，落实劳动合同法，取消对农民工的歧视，支持工会，使简单劳动的工资和福利有明显提高。

　　第二是扩大教育，提高国民素质。

　　掌握科技要素才能提高收入。25年以来中国技术进步速度很快，广州这家电脑工厂比25年前的蛇口手表工厂，多了20%的技术辅助工人，他们是国内培养的大专中专生，工资比装配工要高一两倍，但比起国际水平，技术工种的收入差距可能更大。无论如何，技能不升级，装配劳动在产品增加值中的份额等于零，装配工人的工资就不能提高。

　　政府和社会帮助劳动者的重点，应该是提高他们的基本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，普及大学和专科教育，免费对下岗工人进行培训等等，这才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最根本出路。

　　第三，是培养自己的技术核心团队、著名品牌；参与制订技术标准，鼓励自主创新。

　　广州开发区这家电脑工厂，几乎掌握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生产的全过程，几乎全部是德国、日本的设备，大部分芯片和零件可以自己制造，只需要购买美国的中央处理器(CPU)。可以看出中国在先进设备制造方面的差距相当大，这也是下一阶段引进外资和自主创新的重点，要在精密仪器、数控机床、新材料、新模具、新工艺、新产品，著名品牌等方面全面追赶德国和日本。目前这一类先进技术和设备包括研发机构，有通过跨国公司向中国国内加速转移的趋势，要争取美国和欧洲放宽对中国出口技术的限制，这对他们利润的回报也有好处。

　　即使是把企业搬到中国来，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里，不可能“外溢”到中国人手里，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自主创新。

　　这还只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已成熟技术和产业的转移，至于以生物科技和信息化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，创新阶段基本在美国。中国想要跟上新科技革命的步伐，需要国家、社会、企业与个人共同努力，通过政府减免税，加速折旧，发展国防产业，建立股市创业板，创建风险投资，集资入股，国际合作等多种方式。

　　占有最大收入份额的可能是投资者，但真正控制企业的却是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专业团队，这样的团队从技术的配合到人际关系，非短期所能形成。在中国办厂，要找到资本并非难事，关键是人才，需要培养大批这样的核心技术团队。目前教育基础已基本具备，创新能力迅速成长，把新技术与资本结合起来，是下一阶段我们所要完成的关键任务。

　　再有，国家还要调节特殊收入。

　　外商投资者还有一个特殊的利润来源，就是地产的增值。我参观的这家电脑企业占地特别大，生产厂房只占1/10，而且只有一层楼，其余都是草坪绿地、停车场、办公楼，一扫多年以来外商精打细算的印象。

　　这其实是炒地皮。广州开发区这片宝地是作为保税区的，开始地价极其便宜，现在已经饱和，地价上涨了10倍。投资者把这份国家优惠的超额利润完全归于自己，国家完全不干预，是有问题的。以后国家的地皮全部卖完了，才发现巨额财富落到外国投资者手里。国家应该征收土地增值税，把其中一部分转移支付给教育培训事业，给工人建立社会保障等。

　　总之，提高劳动者收入应在性质上有所区分，国家直接干预的重点应是超经济剥夺，短期就应有成效；作为长期政策，应把重点放在提高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和劳动者教育、技能方面。